何穆同志在太行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胜利，邓小平同志向中央请求委派医务人员开辟发展晋冀鲁豫军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于是，何穆同志和我、侯明、常宗礼、何智泉、陈志英等6位同志接受任务离开了延安。

我们翻山越岭，晓行夜宿。两匹马和一头骡子、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医疗器械和行李，还有我们不满两岁的女儿。经过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我们终于冲破层层封锁线，到达了晋冀鲁豫军区总部。

太行山区条件十分艰苦，我们的医院就是在几个破旧兵营的基础上建成的。在军区卫生部钱部长的支持下，前线缴获的物品大都给了我们医院。何穆同志深知这些物品来之不易，就精打细算，节约每一寸布、每一块砖。他亲自定出工作服和病人的床单、被褥的尺寸和用料，甚至亲手做出样子再交给裁缝做。对于盖房的用料也绝不浪费一点。经过短时间的紧张工作，于1946年春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预备医院，并开始接收伤员。几个月后，医院迁至河北邢台，军区首长又从各部门调来一些人员，共80多人，于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1947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进攻老解放区，白求恩医院不得不暂进山区，辗转于河北沙河县安河村、武安县西井村等地。每每搬迁，何穆同志都仔细部署、安排，对每一件医疗器械都视为珍宝。他常说：“这些东西来之不易，绝不能损坏、丢失。”

从建院开始,何穆同志就在医院中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他常说：“伤员们没有死在战场上，绝不能让他们在我们这里出问题。要想尽一切办法治好他们。”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十分简陋。但他对工作人员要求却十分严格，要进行手术时，器械护士必须对所需器械熟背如流，闭上眼睛就能按使用顺序先后放置器械。上级医师查房时，下级医师汇报要不看病历，能熟记背诵。有一次，他发现一个护士配的消毒液比例不对，就把那个护士叫来，让他把比例用正楷写100遍。这位同志真的写了，以后再也不出错了。由于有了严格的制度，医院的手术化脓率比当时条件优越的城市大医院还低。

在太行时期，由于医院医护人员缺乏，且文化水平较低，何穆就因材施教，尽量使大家都能听懂。医院还采用边干边学的方法，根据医疗任务的轻重缓急，把人员分成两组，半天上课，半天工作，以师带徒，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技术力量较弱的状况。

何穆同志在延安时经常受到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耐心帮助，使他在接近群众和艰苦创业的过程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何穆同志从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还学会了工作方法，经常和一些从新解放区和敌占区来的知识分子谈心，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把党的政策教给他们，同时在工作中严格要求他们，使这些知识分子中的很多人都和他成了知心朋友，真心实意地为革命作贡献。余国器同志1946年参加革命，由北京来到邢台，当妇产科医生。何穆同志在政治上、生活上对他都很关心，使他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现在余国器同志还说：“老院长既是我们的领导，又是我们的家长。从他的教育帮助中，我们很轻松地接受了革命道理，知道了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此后，邢台解放了，医院的技术力量又得到进一步加强，除了一些新来的各科专家之外，世界卫生组织又派来了一些医学专家。何穆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特别关照。一位外国医生对战伤诊疗很有经验，何穆就组织人跟他学，要求大家在短时间内把技术学到手。还有一次，上级送来两个学医的俘虏，晚上，俘虏由于害怕逃跑了，半路又被抓了回来。何穆考虑后，决定与他们谈话。他把他们请到家里来吃饭，边吃边谈。何穆说：“你们是医务人员，过去救治伤病员是为了打共产党，是有罪的。现在你们要将功赎罪，为八路军救治伤员，去消灭阎匪。”他又反复向他们交代了党的政策，使他们由惊慌不安到愿意留下来工作。山西解放后，太原卫生部门的原有人员情况很复杂，何穆同志把经过审查的人员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安置在各个工作岗位上，有的甚至当了科长。这样的做法，当时曾引起一部分同志的非议，认为干部路线有问题。但何穆认为对这些人应是“大胆使用，严格要求，交待政策，严密观察，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事实证明，这样做以后，使那些留用人员充分了解到党的宽大政策，工作相当积极。

1948年春，华北全境解放，刘邓大军准备南下挺进大别山，医院也准备随迁。当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薄一波同志鉴于太行老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又缺医少药，请求中央将医院留下。经中央同意后，只抽调了少部分医务人员随军南下，医院由河北又迁回长治。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山西省的解放需要大批干部接管医疗机构。经过3年的准备和培训，医院的干部已经成熟，何穆同志也奉调去太原接收卫生厅和医学院。直至1952年，他告别了工作7年的太行山区，来到北京。

何穆同志早年留学法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抱着民主思想和爱国热情由蒋管区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他受到了锻炼、熏陶，由一个旧中国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一生的革命战士。到了太行老区，他在各方面都变得比较成熟了。他懂得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医院，懂得如何团结使用知识分子，懂得如何接近群众、做思想工作，也懂得如何培养人才、锻炼干部。因此，当他在垂暮之年回忆起革命经历时，总是充满深情地说：“延安是我的第一革命故乡，太行是我的第二革命故乡。”（作者系何穆同志的夫人，当时任医院检验科主任）